青海省西寧市虎臺中學 楊文明
關鍵詞：《書憤》 主旨 南宋與金
《書憤》寫于淳熙十三年，是南宋前期的作品，此時南宋政權建立已有60 年的歷史。南宋文臣武將中的主戰(zhàn)派們仍然懷有收復中原、回歸故土的強烈愿望。然而南宋天子主張妥協退讓，投降派在朝廷中占上風，從國勢和兵力看，南宋沒有收復中原的絕對優(yōu)勢。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南宋有志之士們的內心世界都相當壓抑和激憤，作為愛國詩人的陸游，他的內心自然是十分壓抑和激憤的，《書憤》一詩便是這種壓抑和激憤的必然產物了。
《書憤》中“憤”的內涵是豐富而深刻的，這與詩人的人格品質、宋金對峙的時代背景有密切的關系。
“憤”之一--尊嚴和人格的被侮辱感。皇帝既是一個人，更是一個象征和代表，象征著中原漢民族的最高尊嚴，也代表著中原漢民族的最大利益。北宋末年，徽宗、欽宗兩個皇帝被金國虜禁囚辱而死，這實際上嚴重的侮辱了中原漢族的群體尊嚴和漢族文人的個體人格，使南宋有志文人的內心極其壓抑和痛苦，激憤難平，“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激憤和壓抑感充滿了南宋文人的內心世界。
“分”之二--民族利益的被侵犯感。中原大地是塊沃土，地處地球的北半球，屬于溫帶氣候區(qū)，江河流域，土肥水豐，“隨便幾粒種子入土便會開花結果，長出谷物”，這也是中華文明自原人階段起延續(xù)至今而從未中斷的重要原因。中國社會是一個農業(yè)文明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原是最好的農耕區(qū)，“華夏”即“開花”“發(fā)芽”之意，即農耕文明的最好見證。北方金國的少數民族屢屢侵犯中原，其目的實質上是搶奪中原農耕區(qū)，這對于中原漢族的生存區(qū)域和生存依據構成了威脅和侵犯。失掉中原農業(yè)區(qū)的南宋漢族文人們，內心自然充滿著仇恨、壓抑、激憤和 痛苦。
“憤”之三--家園故土淪喪的漂泊感。中原是漢文化的發(fā)祥地，也是漢文化長期的中心，中原漢民族不像北方的游牧民族那樣“游蕩侵擾”，而是在中原大地安居樂業(yè)，視中原故土為“社”--把地尊敬為土神，“稽”--把農作物尊崇為谷神，這片大地上埋葬著漢族人的祖先，也寄托著漢族人的未來。中原是漢民族最穩(wěn)定、最長期、最深情的家。丟失這個故土家園的漢族文人們一定是異常悲憤的。
“憤”之四--收復中原的復仇感。“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與其說建功立業(yè)，倒不如說復仇。政權的更迭必然是血流成河的，而將一個民族、一種文化驅逐出某一地理區(qū)域，更是慘不忍睹的。多少英雄落難！多少尸骨難收！時過60多年的南宋文人武將們之所以激憤難平，是因為民族仇恨難消。
“憤”之五--無力收復中原的無奈感。“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那么，南宋有沒有能力收復中原呢？今天看來，實際上南宋從國力和軍事上沒有將金少數民族政權驅逐出中原的絕對優(yōu)勢，“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其實陸游在羨慕諸葛亮北伐的同時，更深刻的流露著無法收復中原的無奈情緒。
“憤”之五--南宋朝廷中主戰(zhàn)派居下風的壓抑感。天子主和，外交軟弱，南宋朝廷自始至終被籠罩在妥協退讓的氛圍之中，沒有收復中原的大氣候。作為南宋的有志文人和為數不多的勢單力薄的主戰(zhàn)派將領們，感到十分壓抑和激憤。
《書憤》的主旨是深刻的，是多方面的，“憤”之情是詩人的進步、責任、高尚，以及那個扭曲的時代決定的。
楊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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