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原文注解與鑒賞

時間：2026-01-01 23:19:35 古籍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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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勰《文心雕龍·體性》原文注解與鑒賞

　　文心雕龍·體性

　　劉勰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涂，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復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厘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競，故穎出而才果；公制郟恃宰扯楹В凰米m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俊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里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斫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討葉，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才性異區，文體繁詭。辭為肌膚，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注釋〕

　　符：表現。雅鄭：此處指雅樂及靡靡之音。

　　鑠（shuò）：熔鑄。

　　凝：感染。

　　筆區：指文苑。

　　譎：變化。

　　詭：詭異。

　　鮮：少。

　　歸涂：歸途。

　　熔式：效法；

　　經誥：經典。

　　熔式經誥：效法經典。

　　方軌：并行。

　　復：深隱不現。

　　煒燁：光彩鮮艷。

　　枝派：頭緒綿密。

　　擯：摒棄。

　　擯古競今：摒棄陳舊，追求新穎。

　　舛：不合。

　　乖：背離。

　　苑囿：范圍。

　　肇：開始。

　　賈生：賈誼。

　　長卿：司馬相如的字。

　　誕：狂放。

　　子政：劉向。

　　昭：明白。

　　孟堅：班固。

　　懿：美好。

　　平子：張衡。

　　淹通：廣博通達。

　　仲宣：王粲。

　　躁競：急躁通銳。

　　〔鑒賞〕

　　本篇中心是講文學風格的形成和文學風格的基本類型，中心思想則是“因內符外”，意思是說，文學創作活動是人的“情性”外化為文的“體式”過程，即內在的隱秘的獨特的思想感情外顯為語言文字的風格，這內與外是相符的，個性與其風格是對應的，各人的文章的體式不同是其“本心”和“情性”不同。劉勰為了論證他的這一觀點，對“體”與“性”都作了分析，特別是把“性”分為“才”、“氣”、“學”、“習”四項，并著重說明這四項如何與“八體”相對應。為了闡釋劉勰的“因內符外”說，我們先從他的“體”的概念談起，次談他的“性”的概念，最后談“體”與“性”兩者的關系。

　　（一）“體”的概念。《文心雕龍》一書中“體”字大概出現了80余次。在不同的語境中的意義是不同的。這里考察的是“體性”之“體”及其相關的意義。在《文心雕龍》的研究中，一般把“體”理解為“體裁”和“風格”，這種理解大體上是不錯的，但不是一種很完善的理解。《文心雕龍》中的“體”字，有的地方明確是指“體裁”，如：“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辯正然否”（《論說》），“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附會》）等。這些地方所說的“體”明顯是指文章體裁。有的地方，明顯是指風格而言的，如：“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體性》），“若總其歸涂，則數窮八體”（《體性》）等，這都是直接談風格的。可見劉勰筆下的“體”確有體裁和風格這兩種含義。但“體性”的“體”是什么概念，其范圍是不是就囿于“體裁”和“風格”這兩個意義上，就還需要討論。如果把“體性”的“體”僅僅理解為體裁和風格，那么這種理解就存在一個困難，就是從體裁到風格之間跨度太大，似乎一下子就從體裁跳到風格，兩者之間沒有中介環節，而缺少中介環節二者就難以建立起聯系。這一點在一些研究者那里也感覺到了，如王運熙教授等提出了一個“文體風格”的概念置于“體裁”與“風格”之間，這個思路無疑是好的，但“文體風格”的概念能不能成立，就可以質疑。他們所說的“文體風格”，是從曹丕、陸機、劉勰等人的相似的說法中引申出來的。如“夫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曹丕《典論·論文》）。有的學者認為這是風格的客觀因素，所以叫做“文體風格”。

　　（二）“性”的概念。劉勰在《體性》篇談到風格形成的原因時指出：“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劉勰認為“性”或者說“情性”可以分為四項：才、氣、學、習。才、氣是先天的“情性”，學、習是后天的“陶染”。就風格的形成而言，先天的才、氣是潛能，后天的學、習是釋放潛能的條件。這比曹丕《典論·論文》中的“文以氣為主”的著名的說法進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劉勰認為，先天與后天的四個要素與后面所講的“八體”有關。郭紹虞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二版注意到這一點，他說：“劉氏所說的八體可以歸納為四類：雅與奇為一組，奧與顯為一組，繁與約為一組，壯與輕為一組。這四組就是所由構成風格原因的四類。雅與奇只體式言，體式所以會形成這兩種不同的風格，就視其所習，所以說‘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奧與顯指事義言，事義所以會形成兩種不同的風格，有待其學，所以說‘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繁與約指辭理言，形成之因視其才，所以說‘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壯與輕指風趣言，形成之因視其氣，所以說‘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在這里，雅奇、奧顯、繁約、壯輕是兩種相等的不同的風格，雅鄭、淺深、庸俊、剛柔又是兩種相對的表示優劣的評語，兩相配合，固然不能盡當，但是雅奇與習，奧顯與學，繁約與才，壯輕和氣，卻是很有關系的，所以我們還可以這樣比附。在此四類之中再可以綜合為二綱，這即是他所說的‘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情性出于先天，所以才與氣可以合為一組，所謂‘才由天資’。陶染出于后天，所以學與習又可合為一組，所謂‘學慎始習’。”這是把“因內符外”和“表里必符”的思想，作了細致的對應描述。當然這樣機械的整齊對應可能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但其中似乎也有可以參考的地方。

　　（三）“體”與“性”對應關系及其二重性。在風格與人格的對應問題上，劉勰提出了“因內符外”、“各師成心，其異如面”、“吐納英華，莫非情性”和“表里必符”的觀點。這種思想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易》：“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守者其辭屈。”這是把人的行為與人的言語風格聯系起來考察的意思。其后有揚雄的“心畫心聲”：“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也。”揚雄的“心畫心聲”說，可以說是最早把人的語言、書辭與其作者的人品聯系對應起來，對后代影響很大。陸機《文賦》：“夸目者尚奢，愜意者富貴，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劉勰的“因內符外”說或“表里必符”說，是對上述觀點的發揮與完善。應該說這種觀點反映了一般情況，也是真正的作家力求達到的境界。但在實際中人格與風格的關系是相當復雜的精神現象，人格與風格之間存在著千變萬化的關系，難于一概而論。只看它們之間的一致性，簡單地因人格而論作品，和簡單地以風格推論人格，不考慮各種變動不居的情況，是知其然，不是其所以然。人格與風格不一致的情況是存在的。在這個問題上，黃侃的意見值得參考，他在《文心雕龍·札記》中說：“因文見人，非必視其義理之當否，須綜其意言氣韻而察之也。”我的基本看法是，劉勰的“因內符外”說或“表里必符”說大體上是不錯的。在一般的情況下，人格總要這樣或那樣地在作品中表現出來，不表現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人的語調和韻調，是在長期的生活和藝術實踐中形成的，深入到人的無意識層面，成為人的不可改變和不可剝離的內心生活，往往在不經意間就會流露出來。那么為什么又說人格與文格有時不相類呢？主要是因為文學作為一種“依存美”，不能不延伸到意識的層面，延伸到理性的層面，在意識和理性的層面，作者是完全可以進行自我調控的，這樣作者就有故意夸張、作偽的可能。所謂“巨奸為憂國語，熱衷人作冰雪文”（錢鐘書語）的情況也就這樣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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